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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09-27 14:00:00
访问量:7 2022年,惠州惠阳一栋出租屋里,小杨被抓获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一部旧手机和不到两千块钱。他刚从境外回来不到一年,在一家电子厂做临时工,每天拧螺丝、打包、搬货。他没想到,自己在迪拜那三个月的经历,会变成一纸诈骗罪的逮捕令。
孙峥律师团队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小杨已经被关在看守所里,反复说同一句话:“我是被骗过去的,我不想干,但我走不了。”
小杨,二十四岁,广东茂名人。中专毕业后在深圳、东莞辗转打过几份工,做过餐厅服务员,也在电子厂干过流水线。收入不高,但日子还算过得去。
2021年底,他在一个招聘群里看到一条信息:迪拜某科技公司招聘“客服专员”,月薪一万五起步,包吃包住,公司包机票,要求“会打字、能吃苦、有上进心”。
小杨心动了。他联系了对方,简单聊了几句,对方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杨没多想,把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公司很快帮他办好了护照和签证,订了飞迪拜的机票。
到了迪拜之后,小杨被一辆车从机场接走,开了很久,停在一栋高楼前。楼里进出的人都有人看着,门口有保安。他被安排进一间集体宿舍,第二天开始“培训”。
培训的内容和他想的不一样。不是客服话术,是“怎么加好友”“怎么聊天”“怎么让人投资”。培训他的人说得直白:“你的工作就是在社交软件上找人聊天,聊熟了带他们投资。”
小杨当时就想走。但公司的人告诉他:护照已经被收走了,走可以,先把机票和签证的钱还了,一万多块。小杨拿不出这个钱。他试着问能不能自己买票回去,对方说“想走可以,让家里打钱过来赎”。
他没有让家里打钱。家里本来就不宽裕。他留了下来。
小杨在窝点里待了三个月。他的角色是最底层的“话务员”——用公司给的账号,在社交软件上加人、聊天、按照话术本引导对方“投资”。他每天要发几十条消息,但几乎没有成功过。他没有骗到过一分钱,拿的是固定底薪,每月折合人民币几千块。
三个月后,他找到了机会。公司的人带他去续签证,他在签证中心趁看管的人不注意,跑了。他跑到中国驻迪拜领事馆求助,领事馆帮他补办了旅行证件,他买了机票回国。
回国之后,他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他在惠州找了份临时工,住出租屋,每天上班下班。直到2022年底,警察找上门。
起诉意见书认定:小杨参加境外诈骗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在窝点累计时间超过三十天,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孙峥律师团队介入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小杨在窝点待了三个月,这是事实,但三个月里他到底在做什么,控方并不完全清楚。
控方的指控逻辑建立在一条规则上: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在窝点累计时间超过三十天,即使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也可以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条规则本身没有问题,但它的适用有一个前提——行为人必须是“自愿参加”的。
如果小杨是被骗过去、被扣了护照、想走走不了,那他的“参加”就缺少主观上的自愿性。法律惩罚的是“参加犯罪组织”,不是“被犯罪组织困住”。
孙峥律师团队的工作,围绕三个层面展开。
团队首先调取了小杨的出入境记录、机票订单和招聘聊天记录。
出入境记录显示:小杨的出境签证类型是旅游签,不是工作签。如果他真的知道自己要去“诈骗公司”上班,公司不太可能给他办旅游签——旅游签在迪拜不能合法工作,一旦被查,公司自己也会惹麻烦。这个细节说明,小杨在出境时对“工作内容”的认知是模糊的。
招聘聊天记录显示:对方在招聘时说的是“客服专员”,没有提过任何与“投资”“博彩”“聊天引导”相关的内容。小杨问过“具体做什么”,对方回答“来了就知道了,很简单”。这个回答本身就带有欺骗性——正规公司的招聘,不会对工作内容含糊其辞。
机票订单显示:小杨的机票是公司统一订购的,同行还有另外几个人。这说明他进入窝点的路径是被组织、被安排的,不是自己找上门的。
小杨在窝点期间,护照被公司收走。这是跨境诈骗窝点的典型控制手段。
孙峥律师团队向办案机关指出:“护照被扣”是一个关键事实。 在刑法评价中,行为人参加犯罪组织,应当以“意志自由”为前提。如果护照被扣、人身自由受限、想走需要“赎身费”,那么行为人的“参加”就带有被迫成分。
团队调取了小杨与家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在窝点期间,小杨曾给姐姐发过消息,说“我想回去,但他们不让我走,要还钱才行”。这条消息的发送时间是他在窝点的第二个月,内容与他的供述一致。姐姐当时劝他“想办法跑”,他回复“我再找机会”。
这些证据链条拼出来的画面是:小杨不是“来上班的”,他是“想跑跑不了的”。
小杨在窝点三个月,没有成功骗到任何一个人。他的角色是最底层的“话务员”,按照话术本发消息,但没有完成过任何一笔诈骗。
孙峥律师团队向办案机关论证:“参加时间超过三十天”是入罪的门槛,但不是量刑的唯一标准。 在同样的“三十天以上”的规则下,一个积极实施诈骗、成功骗到钱的人,和一个被迫留下、零业绩、找机会逃跑的人,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上有本质区别。
有实务观点指出,对于被诱骗至境外、人身自由受限、在犯罪组织中处于底层且未实际造成损失的人员,应当结合其参与程度、主观意愿和实际行为综合判断,不宜机械适用“三十天规则”一律从严。无锡锡山检察院办理的“杀猪盘”案件中,对于“刚被骗过去、还没实施诈骗的年轻人”,也强调了区别对待的原则。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办案机关面对的是“流水线式”的犯罪结构——一个窝点里几十上百人,每人分工不同,但整体的诈骗金额巨大。在这种案件中,底层话务员的辩护空间往往不在于“有没有去”,而在于“为什么去”和“去了之后做了什么”。
孙峥律师拥有深圳公安、法院系统十五年工作经历。在证据层面,他知道侦查机关在构建这类案件的指控时,通常依赖“出境记录+窝点位置+同案人指认”的组合。这套组合能证明“人在窝点”,但证明不了“自愿参加”和“实际作用”。辩护律师需要补上的,是那些侦查机关容易忽略的细节——签证类型、护照是否被扣、聊天记录中的求助信息、是否有逃跑行为。
在定性层面,他了解深圳司法机关对跨境电诈案件中“底层人员责任边界”的裁判尺度。深圳南山法院在审理跨境电诈案件时,对17名被告人判处了九个月到一年五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量刑幅度相对克制,说明法院在“三十天规则”的适用上,并非一刀切。
案件最终的结果,是小杨的指控被大幅减轻,在量刑上获得了与“自愿参加、积极实施”人员明显区分的结果。
这个结果的取得,靠的是三层论证的叠加:出境过程切割——用旅游签和招聘记录证明“被骗过去”;人身自由切割——用护照被扣和求助聊天记录证明“想走走不了”;实际行为切割——用零业绩证明“没有实际危害”。
跨境诈骗案件中,底层话务员的辩护,核心是区分“参加”和“被困”。一个人在境外诈骗窝点待了三十天,不等于他自愿参与了三十天。他可能是在等一个逃跑的机会。孙峥律师团队的“侦审双视角”,让这种区分有了证据支撑和法理依据,也把一个看似“铁板一块”的指控,还原成了一段被欺骗、被控制、试图逃离的真实经历。
说明:本文案例信息来源于公开渠道及办案实务复盘,具体案件结果受案情、证据、司法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案件之间没有可比性。选择律师时,建议结合自身情况当面沟通后再做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