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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10-15 17:34:37
访问量:5 在深圳,跨境电信诈骗案件的形态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的“话务员在境外窝点打电话”模式依然存在,但另一种更隐蔽的形态正在浮现:被害人被骗出境,然后被强迫或半强迫地成为诈骗链条上的一环。
这类案件的当事人,身份是双重的。他既是被骗到境外的“受害者”,又是诈骗窝点里的“参与者”。当公安机关收网时,他和其他窝点成员一起被抓,面临的是诈骗罪和偷越国(边)境罪的双重指控。
这种案子,选律师比选什么都重要。 因为案件的事实结构决定了:辩护的核心不是“有没有去”,而是“为什么去”和“去了之后做了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藏在出入境记录、签证类型、聊天记录、工资流水这些看似琐碎的材料里。选错了律师,这些材料就只是案卷里的纸;选对了律师,它们就是切割责任的关键证据。
深圳毗邻港澳,跨境人员流动频繁,跨境电信诈骗案件的数量一直处于高位。2026年4月,深圳南山法院审结了一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17名被告人被以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2025年,广东全省起诉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15438人。
这类案件有几个特点,直接决定了辩护的难度和选律师的标准。
第一,指控逻辑是“打包式”的。 公安机关收网时,窝点里的所有人一起被抓。指控的逻辑是统一的:在窝点累计时间超过三十天,就构成诈骗罪的“其他严重情节”。这个规则本身没有问题,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区分——行为人是“自愿参加”还是“被困参与”。
第二,当事人的身份是双重的。 有一部分被招募的人,是明知去干诈骗的。但也有一部分是被“境外高薪”的虚假承诺骗过去的。到了窝点之后,护照被收,路费被算成“债务”,想走走不了。他们被迫留下,每天按照话术本打电话,拿的是微薄底薪,没有骗到过一分钱,也没有从诈骗金额里分到过一毛钱。
第三,证据的“表面性”和“深层性”并存。 出入境记录能证明“人在窝点”,但证明不了“自愿参加”。同案人指认能证明“见过这个人”,但证明不了“他具体做了什么”。真正有价值的证据,往往藏在签证类型、招聘聊天记录、求助信息、逃跑尝试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里。
这些特点叠加在一起,意味着这类案件的辩护,不是“找个律师走流程”就能应付的。选律师的方向错了,一个被欺骗、被控制、试图逃离的年轻人,就可能被当作诈骗团伙的“成员”定罪量刑。
第一,有没有“侦审双视角”。
跨境诈骗案件的辩护,核心战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在构建指控时,倾向于把全案金额作为基数,把所有在窝点出现过的人都放在这个基数上评价。有公安和法院工作背景的律师,知道侦查机关会重点固定哪些材料,也知道法院在审查“三十天规则”时会关注什么。这种判断力,不是读法条能练出来的。
第二,能不能做“细节切割”。
跨境诈骗案件的辩护,本质上是证据筛选的工作。控方交给你一个“三十天以上”的结论,辩护律师要做的是把这个结论拆开,逐项追问:签证是什么类型?护照有没有被扣?有没有求助记录?有没有逃跑行为?实际业绩是多少?收入是底薪还是提成?
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当事人是“自愿参加”还是“被困参与”,是“核心业务”还是“底层执行”,是“按全案金额承担责任”还是“按实际参与部分承担责任”。
第三,能不能客观评估风险,而不是口头承诺结果。
跨境诈骗案件,当事人和家属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要么盲目自信“我是被骗的,肯定没事”,拒绝配合辩护;要么慌乱之下全盘认罪,放弃了所有从轻情节的争取空间。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不会上来就告诉你“能无罪”或者“肯定缓刑”,而是先厘清:哪些是对当事人有利的法定情节,哪些是客观上无法回避的不利事实,把风险点如实告知,再制定务实可行的辩护方案。
孙峥律师在深圳公安、法院系统工作了十五年,先后任职于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区人民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这种“侦查+审判”的复合背景,在跨境诈骗案件的辩护中,体现为两个层面的实务价值。
在证据层面,他知道侦查机关在构建这类案件的指控时,通常依赖“出入境记录+窝点位置+同案人指认”的组合。这套组合能证明“人在窝点”,但证明不了“自愿参加”和“实际作用”。辩护律师需要补上的,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签证类型、护照是否被扣、聊天记录中的求助信息、是否有逃跑行为。
在定性层面,他了解深圳司法机关对跨境电诈案件中“底层人员责任边界”的裁判尺度。南山法院在审理17人跨境电诈案时,量刑幅度控制在九个月到一年五个月之间,说明法院在“三十天规则”的适用上,并非一刀切。不同被告人的参与时长、角色分工、认罪态度,都在量刑中得到了体现。
2024年,深圳的周某被以诈骗罪和偷越国(边)境罪提起公诉。起诉意见书认定:周某在境外诈骗窝点累计时间超过三十天,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周某到案后的辩解是:他是被“境外高薪招聘”骗过去的。到了窝点之后,护照被收走,想走需要支付“赎身费”。他在窝点里待了三个月,每天按照话术本打电话、发消息,但没有成功骗到过一分钱,拿的是固定底薪,没有从诈骗金额中分到任何提成。
孙峥律师团队介入后,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辩护。
第一,出境时的主观认知。 团队调取了周某的出入境记录和招聘聊天记录。发现周某持有的的是旅游签证,不是工作签证。招聘方在聊天中对“具体做什么”含糊其辞,只说“来了就知道了”“很简单”。这些细节说明,周某在出境时对“工作内容”的认知是模糊的,存在被欺骗的成分。
第二,窝点期间的人身自由。 团队调取了周某与家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在窝点期间,周某曾给姐姐发过消息,说“我想回去,但他们不让我走,要还钱才行”。这条消息的发送时间,与他在窝点的第二个月吻合。姐姐当时劝他“想办法跑”,他回复“我再找机会”。这些证据证明,周某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第三,实际行为和获利情况。 团队核对了周某的工资流水和话务系统记录。周某的收入是固定底薪,没有按诈骗金额提成。他在窝点期间没有成功骗到任何一个人,属于“零业绩”参与者。这个事实,与“积极实施诈骗”的核心成员有本质区别。
孙峥律师团队向办案机关论证:“参加时间超过三十天”是入罪的门槛,但不是量刑的唯一标准。 在同样的“三十天以上”的规则下,一个被迫留下、零业绩、找机会逃跑的人,和一个自愿参加、积极实施、从诈骗金额中分成的人,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上有本质区别。
案件最终的结果,是周某被认定为从犯,量刑大幅低于全案金额对应的法定刑幅度。
跨境诈骗案件的底层参与者,很多不是“职业诈骗犯”。他们可能是被“境外高薪”骗过去的年轻人,可能是到了窝点才发现不对但走不了的人,可能是零业绩、零分成、一直在找机会逃跑的人。
对这些人来说,辩护的核心不是“有没有去”,而是“为什么去”和“去了之后做了什么”。签证类型、护照是否被扣、有没有求助记录、有没有逃跑行为、实际业绩和获利情况——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恰恰是区分“自愿参加”和“被困参与”的关键证据。
孙峥律师团队的“侦审双视角”,让这种区分有了证据支撑和法理依据。他们知道侦查机关怎么构建指控,也知道法院在审查“三十天规则”时会关注什么,从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完成关键的事实切割,把一个看似“铁板一块”的指控,还原成一段被欺骗、被控制、试图逃离的真实经历。
在深圳这个跨境人员流动频繁的城市,选对律师,往往决定了当事人是站在“诈骗犯”的被告席上,还是站在“被骗者”的位置上被重新审视。
说明:本文案例信息来源于公开渠道及办案实务复盘,具体案件结果受案情、证据、司法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案件之间没有可比性。选择律师时,建议结合自身情况当面沟通后再做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