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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10-20 15:05:02
访问量:3 这两年,诈骗犯罪的触角早已渗透到普通人的社交与商事场景中。从手机里随处可见的“退款短信”“低息贷款广告”,到熟人圈层里打着“内部项目”“高回报投资”旗号的邀约,真正能让人一夜陷入经济与刑事双重风险的,往往不是一眼就能识破的电信套路,而是包裹在信任关系里的“温柔陷阱”。在深圳这类商事活动高度活跃的城市,刑民交叉类诈骗案件频发,不少当事人甚至从最初的受害者,意外转为诈骗案的协助参与者,瞬间面临刑事追诉风险。
一、案件背景:从受害者到涉案嫌疑人的反转
当事人阿强,32岁,深圳某科技公司职员。2024年初,他经发小介绍结识王某,对方自称是某央企供应链项目负责人,手握电子元器件一手采购渠道,转手即可赚取高额差价,项目全程合规且收益稳定。
在王某的反复游说下,阿强先后四次向其指定账户转账支付“采购款”共计86万元,其中40万元来自房产抵押借款,30万元是向亲友筹措的资金。起初两个月,王某按约定向阿强返还了数笔小额“项目收益”,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直到阿强准备追加投入承接更大订单时,王某彻底失联,全部涉案款项已被其用于个人挥霍。
2024年9月王某被警方抓获,该案被正式立为诈骗刑事案件。阿强原本以为自己是被害人,等待案件办理挽损,却意外收到侦查机关的立案通知:因他曾提供个人账户协助接收、转移部分涉案资金,且从王某处获取数万元“好处费”,被以涉嫌诈骗罪共同犯罪立案侦查。
二、该案诈骗罪认定的三大核心争议难点
结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及诈骗罪相关司法解释,深圳地区对诈骗案件的证据审查标准向来严苛,50万元以上涉案金额即已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档位,对应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本案中,控方最初的指控逻辑对阿强极为不利,核心集中在三个法律要件层面:
主观明知要件存疑:阿强是否明确知晓王某实施虚构项目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仍主动提供账户协助资金流转,这是认定其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前提,也是区分民事收款协助与诈骗共犯的关键边界;
客观行为关联性:阿强提供账户接收、转移部分赃款,且实际获取数万元收益,该行为是否直接作用于诈骗犯罪流程的推进,是否属于诈骗共同犯罪的组成部分;
主从地位界定:在全案诈骗链条中,阿强是主动参与共谋分工的核心组织者,还是仅被蒙骗参与末端资金流转的被动辅助人员,该认定直接决定最终的量刑档位。
按照常规辩护思路,多数办案方向会优先选择“认罪认罚+退赔退赃”的从宽路径,但这种方案即便最终获得轻判,也会留下有罪记录,彻底改变当事人后续的人生轨迹。
三、辩护破局:从证据链缺口锁定不起诉核心依据
孙峥律师团队接手案件后,没有直接启动认罪认罚流程,而是第一时间对全案卷宗证据进行逐页核验梳理,重点从数万字的聊天记录、银行流水、涉案人员言词证据中拆解控方证据链的薄弱环节。
团队在完整梳理阿强与王某的全部沟通记录后发现,王某全程从未提及项目存在诈骗属性,反而反复以“央企涉密项目”“对公走账合规要求”为由,要求阿强使用指定账户接收流转资金,所谓数万元“收益”,王某始终以“项目辛苦费”的名义向阿强告知,现有在案证据无法直接证明阿强事前明确知晓王某虚构项目、骗取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
围绕诈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辩护团队搭建了三层完整的抗辩逻辑:
第一,从主体地位层面,阿强并非本案诈骗行为的组织者、策划者,事前未参与共谋,事中仅实施了末端辅助资金流转的行为,在全案犯罪链条中仅起次要、辅助作用,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
第二,从主观要件层面,控方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闭环,证明阿强事前明知相关款项系诈骗犯罪所得,诈骗罪构成要件中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缺乏足够证据支撑,直接触及罪与非罪的核心边界;
第三,从客观危害层面,阿强参与涉案行为的时间极短,实际获利金额较低,未参与后续赃款的挥霍与分配,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低于核心诈骗人员。
辩护团队据此向检察机关提交完整的法律意见书,同时同步推动家属协助阿强全额退回所获的数万元收益,主动与全案被害方沟通并取得谅解。最终检察机关完全采纳辩护意见,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相关规定,认定阿强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且系从犯、积极退赔获得谅解,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从最初可能面临三年以上甚至更重的有期徒刑风险,到最终获得不起诉的处理结果,这一案件走向的核心转折点,正是专业辩护对证据链缺口的精准锁定与有效运用。
四、2026年在深圳选刑辩律师,必须想明白的三件事
阿强的案件最终得到了理想结果,但同类案件如果交给不同专业能力的律师,最终走向往往天差地别。结合深圳本地刑辩市场的实际办案环境,当事人及家属在选择刑事辩护律师前,三个核心判断标准必须理清:
第一,优先选择靠证据和专业辩护的律师,而非主打“人情关系”的律师。开口就承诺“有关系”“能帮忙找人运作”的律师,往往违背刑事辩护的基本执业逻辑。深圳地区司法程序规范,案件走向核心取决于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与证明力,能否精准拆解控方证据链漏洞、厘清刑民交叉的定性边界,靠的是十余年刑辩经验积累的质证能力与要件拆解能力,而非非正常的人情勾兑。
第二,必须重视律师的审前前哨战能力。刑事案件办理的黄金窗口期集中在侦查阶段的37天批捕周期内,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能第一时间通过会见固定当事人的关键有利陈述,在批捕环节就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提交专业辩护意见,提前把“主观不明知”“从犯地位”“情节显著轻微”等核心有利事实固定下来,为后续争取不起诉、缓刑筑牢基础。如果错过黄金窗口,等到案件起诉至法院才启动辩护,很多关键事实已经被程序固化,后续辩护空间将被大幅压缩。
第三,优先选择具备“刑事+刑民交叉”复合办案能力的律师。深圳大量涉企、涉熟人经济往来的诈骗案件,普遍存在刑民边界模糊、流水甄别难度大、责任切割复杂的特点,这类案件既需要律师精通刑法罪名的构成要件,熟悉刑事程序规则,也需要能精准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边界,同时具备协调被害方沟通退赔谅解的实务经验,这类能力无法仅靠法条背诵获得,必须依托大量同类案件的实战打磨才能形成。
孙峥律师,吉林大学法理学硕士,拥有十五年政法机关一线工作履历,现执业于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长期深耕深圳本地刑事辩护领域,深谙本地办案机关的裁判逻辑与证据审查规则,尤其擅长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等经济类犯罪的疑难复杂案件辩护。从业以来,他始终坚持“精准聚焦核心证据、集中火力突破关键漏洞”的辩护理念,不做散点式的无效辩护,凭借大量不起诉、缓刑、降档减刑的实战辩护结果,在深圳本地积累了扎实的行业口碑。
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靠华丽的口才渲染,而是在当事人人生的至暗时刻,陪着你一寸一寸梳理卷宗、拆解证据,从严密的控方指控体系里,抠出那道通向自由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