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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11-07 11:02:14
访问量:5 一家公司收取了百余万元预付款,交货期限届满却未能供货。付款方发现,对方公司仍在经营,但款项已经花出去了,退款一时拿不出来。于是,付款方以合同诈骗罪报案。
站在付款方的角度,这件事同样不难理解:钱付出去了,货没有收到,退款也拿不到,看起来就是被骗了。
但刑事辩护要回答的,不是“结果像不像诈骗”,而是取得款项时发生了什么,履行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孙峥律师办理的一起案件,正处在这样一个表面结果与内在事实并不重合的位置上。
一、违约结果说明不了最初的目的
当事人陈某经营一家深圳的硬件贸易企业,公司有多年行业经营积淀。他与外地一家实业集团签订设备采购合同,对方支付了138万元预付款。陈某随即向上游下单备货,但上游突发经营危机,无法供货,市场货源紧张、价格随之上涨,项目进度严重滞后。
合同没有履行,预付款没有退还,这是案件进入刑事程序的原因。但合同诈骗罪所追究的,不是履约失败本身,而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取得对方财物。如果签约时项目真实存在,收款后也确实为履行合同进行了采购和投入,最终因上游违约或市场变化无法完成交易,仅凭违约结果,并不能直接回答最初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公安机关以陈某“签订合同时未落实稳定货源、隐瞒供货风险、收取预付款后无法交货”为由,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涉案金额138万元,若罪名成立属数额特别巨大,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问题在于,“未落实稳定货源”究竟是签约时就已经明知无法履约而仍骗取款项,还是经营判断中的风险最终现实化,恰恰是需要用证据回答、而不是用结果反推的问题。
二、有履约投入,不等于当然无罪;但没有履约投入,也不等于当然有罪
孙峥律师介入后,没有停留在“这是民事纠纷”的一句主张上,而是把辩护建立在签约背景、履约行为与资金去向的具体证据之上。
在履约基础方面,陈某的企业具备行业经营资质和同类交易记录,并非临时设立的空壳主体;签约后即向上游下单,存在真实的备货行为,而非收款后即无任何履约动作。
在资金去向方面,全部预付款的流向被逐笔追踪,证明款项用于采购备货,未流入个人账户,也未出现转移、隐匿资产的迹象。
在事后行为方面,陈某没有失联逃匿,而是持续与付款方协商交货、退款及补偿方案。
这些事实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没有诈骗”,但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反向证据链:取得款项时的真实交易基础、款项的实际用途、以及履约受阻后的应对方式,都与“以合同为工具、取得款项后即不再准备履行”的诈骗模型存在明显距离。
三、非法占有目的,只能从具体时间节点上的具体行为中推断
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状态,案件中通常不会有文件直接写明“准备骗取资金”。司法判断只能通过外部行为进行推断,但推断必须落在具体的时间点上,而不能在项目失败之后,把整个经营过程笼统地解释为犯罪计划。
本案中,对陈某不利的事实是存在的:预付款没有退还,项目确已无法按原约定完成。但有利的事实同样具体:合同对应真实交易,公司持续经营,收款后确有采购付款行为,未能交货与上游供货变化、市场价格波动存在关联,且事后没有逃避责任。
孙峥律师向检察机关提出的核心意见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陈某在签约、收款时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不能排除其基于真实交易履行合同未果的合理可能。检察机关采纳了辩护意见,先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陈某取保候审;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经进一步审查,最终以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
四、这个案件的分界在哪里
如果只看“收了钱、没交货、没退款”这三个事实,本案和合同诈骗罪的外观几乎没有差别。最终使案件走向不起诉的,是另外一些事实:签约时交易是否真实存在,收款后有没有把款项投入履约,履约受阻的原因是否可以归入正常的经营风险,以及行为人在项目无法继续后是否选择面对而不是消失。
对付款方而言,债务没有清偿,不足以单独证明诈骗。对收款方而言,公司存在、曾经部分履约,也不能当然排除刑事风险。真正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的,是具体时间、具体行为、具体款项去向和相互印证的证据。
孙峥律师在本案中的工作,不是替一个“看起来像诈骗”的结果寻找解释,而是把“结果”和“目的”之间的那段空白,用证据逐段填上。合同诈骗罪的认定,最终要回到这个空白处:行为人在取得财物的那一刻,准备用这笔财物做什么,又实际做了什么。




